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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监督、税收征管与代理成本

作者:赵曼 日期:2019/1/27 15:59:38 点击:

 

公司企业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物,其健康发展离不开治理工作的保驾护航。公司治理涉及内外部一系列制度安排,而董事会监督作为机制设计的核心,对于确保公司科学决策和恰当经营,抑制代理成本乃至提升公司价值至关重要。事实上,董事会能否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既取决于自身的某些特征(比如体现独立性的结构特征和体现勤勉性的运行特征),也深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相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会弱化包括董事会监督在内的公司治理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学者们转而寻求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补充甚至替代作用,先后涉及多个主题,税收制度即是其中之一。税收制度是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包括税制设计和征收管理两个方面。相对税制设计而言,征收管理的变化周期更短,变化频率也更高,因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易观察和测量,故现有研究多聚焦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的潜在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公司治理正式制度安排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公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明显受到治理瓶颈的制约,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改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成为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以 2010~2015 年沪深股市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查补率刻画税收征管水平,结合董事会监督主题,对税收制度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和支持税收制度的直接治理效应不同,我们对间接效应更感兴趣,并且认为更为符合理论逻辑。统计分析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有效的董事会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两类代理成本(管理费用和关联交易),但税收征管并不直接影响两类代理成本,而是在董事会监督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上发挥调节效应。具体而言,税收征管水平正向调节董事会监督与两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且在董事会结构特征和运行特征这两个维度上结论一致。

 

本文的研究工作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税收制度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为完善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董事会监督;税收征管;代理成本

 

ABSTRACT

 

The corporation is the product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governance work, which involves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oreover, as the core of the mechanism design, the board supervision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the company’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proper operation, suppressing the agency costs even enhancing the company's value. In fact, whether the board can effectively play a role in supervision, not only depends on its own som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that reflect independence and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ligence) but also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 relatively un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will weaken the role of 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including board supervision. Scholars have turned to seek in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supplement or even substitution effect, which successively involved in multiple themes including taxation system.Tax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of the nation, including taxation system design and tax administration. Compared with taxation system design, the change cycle oftax administration is shorter and the frequency of change is higher. Therefore, it is easier to observe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n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o, thepresent literature are mostly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ax administration oncorporation governance.

 

At present, China is undergoing a peri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effect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is unsatisfactor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 is obviously restricted by the bottleneck of governance. How to improve the corporation governance in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s an urgent task to be solved. Based on i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y in Shanghai and Shen zhen stock markets as a research sample from 2010 to 2015, which adopts the checking rate to depict the level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combines the theme of the board supervision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corporation governance effects of the tax system. Contrary to the direct effect of present literature that mainly concentration on and support the tax system, w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indirect effects and believe that it is more theoretically logical.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lso confirm this

point that effective board supervis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wo types of agency costs (administration expense and connected transaction) . However, tax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directly affect the two types of agency costs, but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ard supervision and the agency costs. More precisely, the level of tax administration is adjusting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ard supervision of directors and the two types of agency cost, which is consistent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board structure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article will help us better acquaintance and evaluate the corporation governance effect of tax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rpor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design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China.

 

KEYWORDS: board supervision; tax administration; agency cost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作为人类社会最具效率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公司制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促进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是,与公司企业如影随形的还有难以解决的公司治理问题。由于公司企业涉及诸多的当事人,如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而当事人在各自的利益追求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性。在股权分散时,经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成为了一种常态——即第一类代理问题。尽管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股权由分散慢慢走向集中,解决了第一类代理成本所产生的些许问题,但同时又导致另外一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即第二类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与代理成本的存在,始终影响着企业乃至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一直在关注并寻求解决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公司治理活动便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公司治理是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其机制设计的核心在于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确保公司的科学决策与恰当经营。就体系而言,公司治理涉及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结构层面和机制层面、正式层面和非正式层面(国外称为法律制度与法律外制度)的诸多内容,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趋于完善。在既往的理论研究与治理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正式治理的内容,比如董事会监督、高层管理者激励、资本市场的倒逼等等。尤其是董事会监督,被认为是整个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核心,通过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的独立监督与勤勉工作,使得公司运行在正确的方向上,从而以股东为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尊重和实现。

 

公司治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课题,尽管找到了种种方法旨在解决问题、提高其治理水平,然而却总是差强人意,全球范围的种种公司丑闻接踵而至的发生,即使是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美国也难逃其厄运,比如:美国安然、世通的舞弊事件;在新兴加转轨的中国亦是如此,2001 年《财经》刊发的一篇《银广夏陷阱》揭开了银广夏丑恶的面纱、2001 10 月蓝田造假案的案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丑闻的屡屡发生究其根本原因,显然是与公司治理、尤其是正式治理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代表的处于经济转型特殊时期的国家,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股权的过度集中、市场的监管不力等多种原因的存在,公司内外腐败现象频

发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治理主体常常被治理客体所俘获,长此以往,既有的治理体系本应该发挥的作用被逐步弱化,治理效果差强人意,于是便出现了 Stiglitz(1992) 所描述的公司治理结构普遍失败的不良现象。基于此种情况,在进一步寻求正式治理优化与完善的的同时,学者们也慢慢开始在非正式治理层面找寻具有补充、或是具有替代作用的制度安排,目前学术界认可的有:市场竞争、新闻媒体以及宗教文化等一系列主题,税收制度也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尽管税收制度是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但是税收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公司治理效应主要是因为税收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正外部性,正因如此,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专家学者们将税收制度纳入法律外制度,也就是非正式治理的范畴。

 

税收制度包括税制设计与征收征管两个维度,而税制设计与征收征管对公司和高管行为的可能影响在机理上存在些许的差异,并且税收征管相对于税制设计来说更具有弹性,因此本文主要以我国经济转型为研究背景,结合董事会监督这一主题,聚焦税收制度运行而非税制设计(即征收管理活动)对公司治理产生的作用,以期能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以及政策上的建议。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公司能够健康有序的运行直接关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驾护航,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对于维持公司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无非是代理成本问题,近年来,如何有效的抑制代理成本问题不仅仅是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也是实务界争相寻找的答案。本文在既有公司治理制度框架下,结合了董事会监督主题,探索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不仅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深化对公司治理法律外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找到法律制度与法律外制度,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的契合点,丰富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工作。

 

公司治理的理论体系,通常更重视法律制度(正式治理)。即便是关注法律外制度的研究,也往往是从主效应视角展开验证,对新闻媒体、税收征管乃至宗教文化治理作用的考察皆是如此。事实上,法律外制度(非正式治理),更多属于环境因素,在公司治理中发挥调节效应,具有强化或者弱化既有法律制度(正式治理)的作用,可能更为符合基本的理论逻辑。本文基于此种思路,对税收征管(即税收制度的运行层面)的治理作用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认识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法律外制度的关系,丰富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工作。

 

第二,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董事会监督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厘清外部影响因素,

完善公司治理的机制设计。

 

董事会监督作为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核心部分,有效的董事会监督对于降低无论是第一类代理成本还是第二类代理成本都具有正面的作用,这在理论界大量文献中是得以体现的,研究结论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然而董事会的监督作用除了取决于自身的结构特征和运行特征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存在。本文将税收征管引入董事会监督与代理成本关系的研究中,意在考察特定外部环境因素在二者关系间存在的潜在调节效应,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找寻全新的线索和依据。

 

二、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改善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公司治理的正式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税收制度尤其是税收征管能够有效的发挥公司治理作用,主要源于税收制度所具备的在运行过程中的正外部性。本文研究意义在于为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提升公司治理效果提供了更加宽阔的思路和现实选择。

 

第二,为加强税收征管提供税收之外的依据。税收制度作为国家一项非常重要法律制度,无论是优化税制设计还是加强税收征管,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保障国家职能实现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税收制度公司治理效应的存在,使得加强税收征管,有了微观企业层面的依据。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特殊时期为大背景,选择董事会监督与代理成本主题,重点关注税收征管在二者关系中的潜在调节效应,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本文做概要性介绍,包括对研究背景的阐述、文章所具备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的内容简介、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等等。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从公司治理的产生、涵义及两类代理成本;董事会监督与代理成本;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等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

 

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对作为本文理论基础的相关理论进行简单分析,在此基础上,就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和运行特征与代理成本的关系,以及税收征管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提出十个研究假设:假设 1a--董事会独立性与第一类代理成本负相关,即随着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管理费用率趋于下降;假设 1b--董事会独立性

与第二类代理成本负相关,即随着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关联交易的规模趋于下降;假设 2a--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第一类代理成本负相关,即随着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管理费用率趋于下降;假设 2b--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第二类代理成本负相关,即随着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关联交易的规模趋于下降;假设 3a--税收征管与第一类代理成本负相关,即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管理费用率趋于下降;假设 3b-- 税收征管与第二类代理成本负相关,即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关联交易的规模趋于下降;假设 4a--税征管能够对董事会结构特征与第一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正向调节,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董事会结构特征与第一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强化;假设 4b--税收征管能够正向调节董事会结构特征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即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董事会结构特征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强化;假设 5a--税收征管能够对董事会运行特征与第一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正向调节,即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董事会运行特征与第一类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强化;假设 5b--税收征管正向调节董事会运行特征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之间负向关系,即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董事会运行特征与第一类代理成本时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强化。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主要介绍本文研究样本的来源以及选择标准;列举出回归模型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并对其进行解释;根据文章的需要构建模型。

 

第五章为实证结果及分析。主要是在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就回归分析的结果及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进行讨论与说明。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首先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提炼与总结;其次,提出对策建议;最后就未来的研究拓展进行讨论。

 

二、研究方法

 

本文关注税收制度在公司治理情境中的潜在作用,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本文是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董事会监督这一公司治理的经典主题,引入税收征管变量考察其潜在的调节效应,具体使用以下多种方法展开研究:

 

1.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是常用方法之一,本文的形成得益于对大量文献的整合。按照文章既定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董事会监督和法律外制度公司治理作用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掌握有关税收征管治理作用的研究的动态与最新的进展。通过归纳、整理从而寻找到全新的研究视角,为之后本文的研究架构与理论依据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

 

2.理论分析方法。通过对相关的理论加以梳理,并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厘清税收征管所代表的法律外制度与公司治理的耦合机理,解决了税收征管对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到底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促进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

 

3.统计分析方法。对于税收征管在既有治理制度安排下,其公司治理作用是以主

效应方式体现,还是以调节效应的方式来体现的,除了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之外,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加以验证,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而通过上市公司公布的大量数据来进一步证实理论假设就离不开统计分析方法。

 

第四节 可能创新与不足

 

一、可能的创新

 

在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研究的领域中,随着法律、规制等一系列正式制度的长期低效或是失灵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结构普遍差强人意的情况下,税收制度与媒体监督、产品市场竞争、社会规范乃至宗教文化等慢慢进入专家学者们的视野,一并都被视为法律外制度,作为对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等法律制度的有益补充。就税收制度而言,它包括税制设计、税收征管两个维度,然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税制设计虽然对公司治理具有实质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存在相对稳定且周期较长的弊端,现有的研究多聚焦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应,并且普遍得出积极的结论,认为税收征管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是直接的。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税收制度对公司治理而言更多属于外部环境因素,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权变的,会随着具体主题的不同而不同。比如,税收征管可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无法直接影响两类代理成本,此时税收征管更可能作为一种环境变量,通过影响既有治理制度安排与代理成本的之间的关系来间接而非直接的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当然,这种影响更多可能是积极的。也就是说,提出并关注税收征管的间接治理效应可能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

 

二、不足之处

 

研究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对税收征管力度进行测量。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纳税遵从度(Dyck Zingales,2004)、税收努力程度(Mertens2003)和查补率(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等三个指标来对税收制度运行的力度(即税收征管水平)进行测量,而且这三个指标各自在内容和方法上还存着在较大的差异,在测量精确度上也并非完美,不能尽如人意。本文采用查补率来对税收征管力度进行度量,属于代理变量,非直接精确测度,这对本文的实证结果及研究结论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干扰,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后期的改进。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

 

一、公司治理与两类代理问题

 

(一)公司治理的产生及涵义

 

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物,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更是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与公司企业相伴而生的是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这一个词汇最早出现在《现代公司与私人财产》这篇著作之中,这一篇著作是由美国专家 Berle Means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这一概念的出现在当时迅速博取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眼球,并且得到了深刻的探讨和研究。

 

Smith1776)较早论及代理问题,他认为在一些大的股份公司当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理人一直处于被委托的状态之下,与所有者不同的是,经理人所做出的关于公司运营的决策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疏忽和浪费成为股份制公司最为常见的弊端。Berle Means1932)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委托人的目标是最大化企业利润,因为这与个人利益之间挂钩,而管理者倾向于最大化自身利益,双方在目标函数上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委托代理双方在企业运营中的参与度不同,管理者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委托人对于公司实际状况(运营或财务状况)的了解却依赖于管理者提供和反馈的信息。鉴于各方在信息持有上存在巨大差异,信息优势的代理人(即企业中的管理层)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自利乃至损害委托人利益,加之管理者的实际工作成效不能非常精确地加以测量,偷懒(shirking)以及搭便车(freeriding)的现象难以避免(AlchianDemsetz1972)。综上所述,代理问题之所以出现,既是企业制度演化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当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通过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建立代理关系后,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理成本,即制定、管理和实施这些契约的全部费用以及契约实施成本超过收益的剩余损失。具体包括委托人的监管成本、代理人的约束成本和剩余损失。

(二)股权分散和第一类代理成本

 

由于股权的分散,所有者委托管理者代理公司经营,公司治理所呈现出的最典型的状态就是强管理者而弱所有者。Berle Means 1932 年以当时股权分散比较典型的美国公司为对象进行研究,他们提出由于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股东们和经理们之间的利益追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所有者所期望的企业的利润能够达到最大化,与此不同的是,管理者会将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进行考虑,De Angelo 以及 Rice 1983)指出:经理们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在公司运营中会选择做出短期收益、

回报率较高的决策,即使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计划,他们也会因为无法获得及时的回报而选择放弃。由于经营者和管理者之间所关注的重点存在差异,使得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经理们因为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对于大量信息的获得上面他们占据绝对的优势,而他们利用这一优势来侵害股东利益成为了常态。此时,股东们出于自身利益免受侵害的考虑,从而加大对经理人的各种行为的约束以及规范,管理费用也便随之增加。在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相对于管理者而言所有者对于公司运营状况以及财务状况等消息的了解就没有如此快速有效,而且很多时候,所有者所得到的消息恰恰是从管理者那里传递或反馈过来的,Jensen Meckling1976)指出,在公司的管理者只能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的情况之下,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问题,代理成本问题便随之出现,他们在公司财务研究中引入了代理理论,同时还对代理成本做出了系统定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

 

第一类代理成本产生是源于两权分离下经理人和股东利益诉求的不同引发的种种,在现实中常常体现为:经理人在做出关于公司发展相关的战略决策或者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常以自身利益追求为目的,而这些决策的制定有时并不是最有利于股东的利益。具体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种:偷懒现象、高管天价薪酬、股利的支付问题、风险偏好问题以及巨额在职消费、滥用公司资源以及任人唯亲等等现象。专家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会引入很多指标来对第一类代理成本进行度量,而管理费用或管理费用率便是其中之一。

(三)股权集中和第二类代理成本

 

欧洲大陆国家相较于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美国而言,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强有力的维护,而这一实际问题推动了公司股权由分散慢慢走向集中。为了进一步约束和规范经理人的行为,大股东应运而生肩负着制约经理人的重任,股权分散时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股东缺乏监督激励和能力,而大股东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重要问题,此时,第一类代理成本部分问题迎刃而解。然而,这种方案并不是最优解决方案,因为它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股权的分散时期,股东们因为共同利益表现为团结的群体,随着股权的集中,原本团结的群体发生了分裂。由于控股的大股东们实际掌控着公司事务话语权,他们凭借着这个巨大的优势地位而成为事实上的内部人。他们拥有关于公司更丰富更直接的信息,与此伴随的还有重要的影响力,此种情况之下,董事会成员甚至是高管团队慢慢的成为了大股东们的利益维护者,从此,小股东的利益便受到了大股东们的侵害--这便是第二类代理成本,Jensen& Meckling1976)通过研究得到这样的结论:大股东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和其他的投资者们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绞尽脑汁的侵占中、小股东们的利益,而且,在控制权高于现金流权的情形之下,这样行为的出现会特别突出。Johnson2000)也提出:大股东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选择掏空小股东的利益。许新霞和王学军(2007)也提出同样

的观点:大股东们会有自利的心态,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的资源,从而侵犯小股东的利益。此时的公司治理问题远远比股权分散时期的问题更加的复杂、难以克服。

 

LLSV 从法金融学这一视角出发,对第二类代理问题开展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公司治理主题在不断地演化,而法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为专家学者们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从现实角度出发,所谓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实际上是大股东们对小股东们利益的侵害问题。La Porta1996)指出控股股东可以利用控股权通过隧道效应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自己的私利。现实中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等不法行为转移公司的资产、进行自利交易、挪用或侵占公司的资金等等行为。

 

尽管导致两类代理成本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两者也是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得以体现,然而二者之间却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第一类代理成本还是第二类代理成本,都是从公司利益的总量恒定这一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大股东、中小股东以及经理人的利益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法律外制度与非正式治理

 

公司治理是包括法律制度(legal institution)与法律外制度(extra-legal institution

 

在内的一套制度安排,分别对应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在转型经济背景之下,由于法律、规制等一些正式制度的长期低效或是失灵,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普遍失败的状态(Stiglitz1992)。现有的社会网络、政治规范等法律外制度已经逐渐替代法律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由于法律制度的特殊性,想要通过移植成功的法律制度这一手段来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从时间的角度考虑会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鉴于此种情况,学者们开始从法律外制度中寻求替代性的解决方案,目前为止,专家学者们已经普遍认可其他因素对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具体涉及社会规范、市场竞争、媒体监督和宗教文化等一系列主题。

 

鉴于企业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Coffee2001)认为社会环境的规范化对于促进良好的公司行为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当法律、法规等正式治理不能有效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社会规范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机制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

 

竞争是开放市场的本质特征,激烈的竞争对公司经理们来说既是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市场竞争能促使他们更好的经营公司,弱化自利动机,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Hart1983)、Dyck Zingales(2004)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可以作为一种法律外制度对经理人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对于助力优化公司治理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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