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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作者:王琪 日期:2019/1/29 11:24:44 点击:

    

 

浙江渔场是全国海洋渔业生产力最高的海域之一,是东海渔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渔业资源丰富。海洋捕捞是浙江省传统的基础产业,年产量约占全省水产品

 

总产量的 60%多和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23%左右。近年来随着现代机械化捕

 

捞作业方式的不断改良,捕捞产能严重过剩,且资源人工修复力度不足,同时海

 

上污染影响不断加剧,浙江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以资源消耗为代价、

 

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发展手段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浙江海洋捕捞年产

 

量已连续 20 年维持在百万吨级水平,而其中 85%以上的产量来之于近海捕捞。长期超额、过渡捕捞已使我国近海鱼类产卵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海洋渔业资源衰减已成为浙江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

 

本文选择浙江省海洋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研究方向,在搜集大量相关

 

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浙江省海洋渔业现状和发展历程,引用 Walters&Hilborn

 

提出的非平衡产量模型计算最大持续产量,据此构建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利用该模型评估浙江省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状况,在此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未来渔船功率的发展趋势,以现有海洋渔业数据成果为基础评估分析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和开发利用情况,分析过度利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

 

关键词:海洋渔业;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承载力


 

ABSTRACT

 

Zhejiang fishery is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seas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ishery in the East China Sea. Marine fishing i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sixty percent of the total output of aquatic products in the province and about twenty-three percent of the total marine fishing output in the whole country. Recentl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odern mechanized way of fishing, severe overcapacity and insufficient restoration, together with intensified marine pollution, have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to Zhejiang Province.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hange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is at the expense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depends on extended reproduction. The annual output of marine fishing in Zhejiang has been kept at the level of million tons for 20 consecutive years, and more than eighty-five percent of the output comes from offshore fishing. Long-term overfishing has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offshore fish spawning grounds in China, and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have been seriously declined, which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fishery economy and its management.

 

This paper aimed at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ine fishery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analyzed based on a lot of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The non-equilibrium yield model proposed by Walters & Hilborn was implied to calculate the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and a new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capacity of offshore fishery resourc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fishing vessel power was predicted through time series analysi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evaluat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marine fishery data, after that, the causes of over-utilization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strategies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marine fisheries;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fishery resources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方法

 

1.1    研究背景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是我国重要的食物来源,人们在沿海湖沼地区以木石击鱼,捕而食之的渔猎时代就已开始利用渔业资源。前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浙江的先人已用木棒或骨镖之类击猎海洋大型鱼类;前 20003000年前,浙江沿海已出现了利用网具和钓钩捕鱼的方法;形成了现今浙江近百种海洋渔具及其渔法。随着渔业知识的增长和渔业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水生资源虽然是可再生资源,但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渔业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食物、工作、休闲娱乐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016[1]2014 年全球海洋捕捞总量为 8150 万吨,中国是最大的海洋捕捞国家,2014 年海洋捕捞产量达到 1481 万吨,约占全球总量的 18%。尽管目前海洋捕捞已达到新的水平,但是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课题确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以及连续多年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在产量不断上升的同时,渔船单产产量和经济效益却持续下降。

 

浙江东临东海,内海、领海连同毗邻的中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北起浙沪交界的金丝娘桥,南到浙闽相交的虎头鼻,总面积达 26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6715 千米,200 米等深线以内海洋渔场面积 22.27 万平方公里。浙江渔场是全国海洋渔业生产力最高的海域之一,是东海渔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渔业资源丰富。海洋捕捞是浙江省传统的基础产业,年产量约占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的60%多和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23%左右,海洋捕捞业一直是舟山等浙江省沿海 6 30 县(市、区)、50 多万渔民、110 万渔区群众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海洋渔业发展迅速,2016 年浙江省海洋捕捞总量为 347 万吨,已成为我国海洋捕捞产值最大的省份。

 

与此同时,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以资源消耗为代价、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发展手段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浙江海洋捕捞年产量已连续 20 年维持在百万吨级水平,而其中 85%以上的产量来之于近海捕捞。长期超额、过渡捕捞已使我国近海鱼类产卵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海洋渔业资源衰减已成为浙江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截至 2016 年末,浙江海洋机动捕捞渔船 2.71 万艘、总吨位 244.8 万吨、总功率 373.4 万千瓦(远洋渔船 578 艘,总功率 51.8 万千万),无论是从吨位还是功率角度,浙江海洋渔业捕捞能力近 20 年来增长了 20 余倍,远超海洋渔业生物资源承载范围。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昔日的浙江渔业,为富国强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安排劳动就业、贸易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的海洋渔业,在维护海洋权益、巩固国防、加强对外友好交往、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等方面亦有重大的意义。海洋渔业资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渔区渔民的收益。近年来随着现代机械化捕捞作业方式的不断改良,捕捞产能严重过剩,且资源人工修复力度不足,同时海上污染影响不断加剧,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采取了加强资源保护修复、鼓励渔民转产转业、积极发展海水养殖和远洋渔业等一系列措施,但浙江渔场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的危机一直未得到有效化解。 2013 4 月以来,东海无鱼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课题选择浙江省海洋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研究方向,在搜集大量相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浙江省海洋渔业现状和发展历程,引用 Walters&Hilborn 提出的非平衡产量模型计算最大持续产量,据此构建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利用该模型评估浙江省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未来渔船功率的发展趋势,以现有海洋渔业数据成果为基础评估分析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和开发利用情况,并分析过度利用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理念,而海洋渔业资源是海洋资源的主体,更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基础。为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保障海洋渔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实现渔村、渔民增收、丰富老百姓饮食结构的重要源泉;其次,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推动现代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实现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1.3.1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和统计学知识,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论证。本文引用的数据主要来源自中国渔业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水产志、浙江省渔业志、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等。


 

 

1.3.2 论文结构

 

本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研究背景及方法,简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国外研究现状和国内研究现状。第三章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分总体情况和近岸海域情况介绍浙江渔场区域分布和渔业资源状况。第四章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介绍浙江省海洋渔业发展历程、渔业产出状况及管控状况,包括渔船发展状况、作业结构发展状况、捕捞效率发展状况、海洋渔业总产出、海洋捕捞产量和 CPUE(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的变化、一打三整治管控政策等,并通过浙江省海洋水产品产量、海洋捕捞生产能力、海洋渔业资源蕴藏量、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变化等分析对比,分析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估,通过数据收集及处理,引用 Walters&Hilborn 提出的非平衡产量模型计算最大持续产量;构建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评估浙江省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状况,通过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未来渔船功率的发展趋势,进而设计渔船功率消减方案。第六章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利用原因分析,从渔业制度原因、渔业管控原因、产业发展模式原因、渔民传统观念原因、环境恶化原因等五个方面分析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的原因。第七章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提炼本文对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结论与建议,为浙江省海洋强省行动、美丽浙江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制度层面的设计、管控角度的设计、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传统观念的破除、生态环境修复等五个方面。

 

1.3.3    创新之处

 

 

本文试图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考察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的状况,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引用 Walters&Hilborn 提出的非平衡产量模型创新性构建近海渔业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进而分析浙江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的原因,提出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策略,从制度供给、运作方式、管理方法等角度为海洋渔业发展及渔业资源利用的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践参考。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1954 年来自美国的渔业生物学家 Shcaefer 建立了 schaeef 模型[2-3]。他在模型中构建了渔业资源剩余生长量函数,该函数表达了剩余生长量与渔业资源存量及环境允许的资源容量之间的关系。加拿大的科学家 Ricker 提出了 Ricker 渔业生长模型[4],它与 schaeef 模型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离散时间的渔业资源量变化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在不同的年龄段和捕捞强度组合下实施捕捞作业对渔业资源量变化的影响。经济学家 Gordon 和生物学家 Schaefer 建立了渔业资源经济的 Gordon-Schaefer 模型[5],该模型在新古典假设下得出了最大经济产量小于最大持续产量的结论,并将最大经济产量作为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目标。 Gordon-Schaefer 模型说明,由于渔业资源的公共资源特性,捕捞的自由竞争常常导致过度捕捞,使捕捞努力量超过经济上最优的努力量,造成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为了解决渔业资源的公共特性和自由准入所造成的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问题,Gordon 指出,对海洋渔业资源必须进行管理和控制[5]。被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世界主要渔业国家的渔业管理,由开放性准入转变为以体渔、禁渔为主要方式的投入型管理。

 

从渔业产权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过度捕捞的原因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科斯早在 1937 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另外,科斯还提出了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加拿大的科学家 Scott Gordon[6]在《公共财产资源的经济理论:渔业》一文中对海洋渔业资源中存在的过度捕捞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的原因在于渔业资源的公有性而非私有。他还建立了渔业资源增长的 Gordon-Schaefer 模型,通过模型分析,他认为由于渔民渔业活动的无序竞争导致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使渔获量超过了资源利用的最优值,最终导致渔业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1968 Garrett Hardin 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的概念。丹麦经济学家 Warming Jens 针对渔业做了单独研究,得到与 Garrett Hardin 相同的结论,继而开创了渔业公共资源经济学的研究。Ronald N Johnson [7]分析了渔业,扩展管辖和共同财产资源的经济学,对渔业经济的理论发展和加拿大渔业重大政策问题进行了概述。增加税收方面,Jame E Wilen[8]提出一些替代机制来控制总可捕获量,如提高潜在捕鱼努力量和增加渔民税收等。总可捕量控制方面, Jame E Wilen[9]构建了现代化规制渔业模型,如从渔船限制和缩短捕鱼季节角度规制渔业,该模型用来控制可捕获量。

 

2000 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发布了《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介绍了粮农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渔业行为守则、可持续发展总的框架、压力-状况-反应框架及其变量和生态上可持续的发展框架。框架为建立浙江省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思路和依据,为制订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它们为说明渔业资源状况和渔业活动及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趋势提供了一种手段,在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进展过程中,一套指标还可能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10]

 

波罗的海地区 21 世纪议程(1998)是沿岸国为改善波罗的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而建立的,该议程已执行五年。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会总在一起需要一种独特的方法,虽然每个国家的能力不同,但涉及与分享的可持续利益是相同的。波罗的海地区 21 世纪议程覆盖了农业、能源、渔业、林业、工业、旅游业、运输业七个经济部门,还有教育和空间计划,部门目标是以 2030 年波罗的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远景为基础的。波罗的海地区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区域共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地区,包括德国、丹麦、瑞典、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共九个国家,为监控波罗的海地区的发展,对七个行业设计了一套核心指标和统计表,每两年发布波罗的海可持续发展报告,对各个目标进行评估,已发布三次[11]。该套指标简单、实用,对建立浙江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有参考意义。波罗的海沿岸国的合作方式,为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合作提供了参考。

 

从渔业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许多学者对渔业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评价。有学者认为早期实行的禁渔、渔业准入政策的效果不明显,原因在于这些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式的强制管理措施过于刚性不能灵活处理渔民之间利益。Pontecorvo[12]通过对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国所施行的渔业政策的分析,认为这些政策的执行并没有使渔业生产者承担应有的社会成本。伊恩莫法特在《可持续发展一原则、分析和政策》[13]中,提供了一些由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与社会政治衡量的案例研究取得的实证结果,其中苏格兰可持续指标体系己被苏格兰农业渔业部及苏格兰自然机构所设立的研究项目所采用。汤姆泰坦伯格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中指出,渔业的无效管理是由于把渔业资源看成是共有财产,而不是私有财产并提出了确定某一种鱼的有效可持续产出量的捕捞决策方法[14]Wilen [15]认为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否有效关键看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否能在满足当年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保持海洋渔业资源的存量找到一个平衡点。许多学者如

 

Hannesson[16]Anderson[17]Clark[18]Cunningham[19]等都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并结合渔业资源生物学特性,提出了渔业资源评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政策和理论依据。

 

2.2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所有的文献研究中,渔业产权的研究成果较少。杨正勇[20]分析个别可转让制度的优势,说明治理渔业资源枯竭问题,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就是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杨正勇从 Williamson 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对于引入 ITQs 时的交易成本,提出因为我国海洋渔业渔民很多、各个海域间存在很大的区别[21]。陈艳和慕永通[22]通过研究海洋渔业资源的主要特征,从产权形态及资源租金出发,详细分析了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制度,得出制定渔业产权制度可以有效提高渔业经济效率,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于会国和慕永通[23]比较分析丹麦、荷兰和英国这三个欧盟国家研究渔业产权形态,最后得出荷兰产权制度主要是通过对马力许可的限制和配额种类的限制来进行个别可转让制度的实施。马林娜等[24]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渔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提出各种配置措施及这些措施运行后的制度效果,最后指出解决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有效配置途径在于建立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制度,并提出制订该制度可采取的有效路径。张晓泉[25]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的海洋渔业资源产权制度的分析借鉴,寻找出社区渔业管理及捕捞配额是适合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产权制度模式,并对这些措施进入了详细分析。

 

我国最早关于海洋渔业管理体制的研究开始于《我国的海洋管理体制》,此后,关于海洋渔业管理体制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孙宗勋[26]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各种类型海洋资源的分布、赋存现状、储藏潜力和开发前景,分析了海洋生态退化和海洋环境污染的原因与后果以及海洋灾害的影响,对如何保持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做了深入的阐述,并提出了积极的对策与建议。李国庆[27]、李百齐[28]和周立波[29]等认为我国的海洋管理要强化综合管理,崔旺来[30-31]从多维度研究了海洋管理体制。刘新山[32]从我国海洋渔业实施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李振福[33]提出了基于绿色 GDP 的海洋开发策略。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方面,慕永通[34]认为我国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存在着管理机构组织结构涣散渔业行政执法低效等问题,使我国海洋渔业管理中存在着大量的违规作业。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渔业政策对我国渔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逐渐加强,学者们分别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制约因素、路径选择和对策研究等方面展开。吴子彦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存在的缺陷,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有效管理以及海洋渔业资源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目标进行了探究,提出了相关的有效管理的模式。李尚鲁[36]认为我国海洋渔业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开采、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率低以及渔业环境污染严重。郑斯思,谭春兰[37]从道德、法律、政策等层面提出了渔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方案。史新浩[38]针对我国渔业权的特殊性,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利用基层合作组织的力量集合相关制度来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法律对策。崔茂忠[39]发现我国海洋渔业金融需求主体对渔业金融的需求无法得以满足,并开展了开发性金融为海洋渔业提供支持的研究。于智刚[40]、焦雁丽[41]曹英志等[42]、韩晶[43]、王硕等[44]、韩杨等[45]一些学者分别从资源管控模式、生态补偿机制、产业结构优化、产权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模式、现代海洋渔业产业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同时,针对浙江省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渔业资源,也有学者专门对浙江省海洋渔业开展了研究。杨建毅[46]对浙江省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建立海洋捕捞渔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以现有的各项统计制度和科研成果的数据为基础选择指标进行评估。为全面评价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方法。阳立军、李舟燕[47]对建国六十年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主要成就,并就浙江海洋渔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索与思考。金炜博[48]从浙江海洋产业整体发展分析,基于产业结构理论对浙江海洋产业结构进行静态与动态分析,并全面评价浙江主要海洋产业发展,确定浙江省主导海洋产业通过构建预测模型,提出浙江海洋渔业产业优化建议。刘超杰,任淑华[,49]在分析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基础上,采用故障树分析法剖析海洋渔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以多元复合解套餐式"战略实现浙江省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海洋渔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王俊元、胡求光[50]选取海洋渔业,运用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多层次模糊优选模型对浙江主要海洋产业优势度进行评价,分析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冀萌萌[51]则通过深入选点调查浙江省海洋渔业生产现状及面临的诸多问题,试图分析目前的海洋渔业体制、机制存在哪些问题,尤其是针对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执行状况、柴油补贴政策执行状况、渔民群体结构、渔民生产生活保障状况等问题提出了可操作较强的建议。

 

总体来说,我国针对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较为薄弱。国外对海洋渔业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研究,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系统,实践中得到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然而现阶段国内针对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理论推演的角度,分析目前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的表现、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等,针对目前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可持续性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制度缺陷分析不足。整合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构建涵盖微观层面产权制度、中观层面组织制度以及宏观层面政府规制的完善制度体系,对于推进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创新,提升制度的执行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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